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史学三长的观点：“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柟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惧，此为无可加者。”所谓史才，即是组织材料、叙述事件的能力；史学，即是广博的历史知识、丰富的历史材料和严谨的考证态度；史识，即是史家认识历史、判断历史的角度。在这三个里面，最重要的是史识。没有良好的史识，则史学只不过是一堆芜杂的材料；没有史识，则史才只不过是花拳绣腿、中看不中用。用刘中树教授的话说，就是“史识是史家、史著的灵魂，也是学术研究的根基。”“史家对史实的选择、意义把握和价值判断是取决于史家的史识的。史实的选择主要是辨伪存真，史识的判断主要是意义和价值的理解和评价，从而正确认定和阐释史实与价值的内在联系。”
刘中树教授在本学期的第18周给我们讲授了三节课，分别是“新时期文学与现代文学研究”、“鲁迅作品研究”“现当代文学批评的史识问题”。在我看来，这三节课实则是内在统一的，是三而一的。刘教授以他自己的史识为指导，考察了现代文学研究中史识的变迁，考察了新时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并着重分析了鲁迅作品的现代性。
关于史识，清朝叶燮在其《原诗》中说道诗歌创作必先有诗之基，即“其人之胸襟是也。”叶氏以事、理、情三者概括被表现之客观事物，以才、识、胆、力四者说明诗人之主观活动，诗歌创作是二者的统一。而胸襟是基础，才、识、胆、力则发其神明，并使立时情得到充分发挥。在才、识、胆、力中，叶燮又特别看重“识”：“大约才、胆、识、力，四者交相为济。苟一有所歉，则不可登作者之坛。四者无缓急，而要在先之以识；使无识，则三者俱无所托。”“识为体而才为用，若不足于才，当先研精推求乎其识。人惟中藏无识，则理、事、情错陈于前，而浑然茫然，是非可否，妍媸黑白，悉眩惑而不能辨，安望其敷而出之为才乎？文章之能事，实始乎此。”著名文学家、中国现代文学史家唐弢认为文学史家的“学问”，“首先表现在有眼光，衡量那些作家可以人史要有敏锐公正的眼光，发现新作家新作品也要有敏锐公正的眼光，这叫做史识。”“一个文学史家重在有史识，有自己的见解，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是好是坏，该突出的就突出，要经得起实践的考验。”刘教授总结道“史识，无疑就是研究主体对历史现象、历史事物的认识、理解、判断、评价的能力和见解，或者说就是一种发现，一种对于对象本质的发现。这种综合一体的主观能力，是由研究主体的世界观、学识才能、人生体验、学术品格、理论基础和思维方式等诸多因素融会贯通而形成的。”
刘教授说：“史识问题既是学术研究的理论问题，也是研究实践问题，它决定着研究主体所能达到的学术水平和研究成果接近真理的程度。这一点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代表性史著中都有所体现。”根据这一观点，刘教授在《史识：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灵魂》中考察了三本文学史背后的史识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史识观。
第一本是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王瑶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以《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理论阐述为指导形成自己的史识来认识和总结、评价新文学。王瑶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的理论思维和分析方法为指导，比较中国新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关系，通过作家人生道路和创作道路透视作家的创作特色，以一种具有穿透力的眼光精辟地分析具体作品，这些都“为《史稿》增加了学术光彩。”
第二本是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唐弢更加自觉和熟练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的文艺观为指导，“从中国现代文学史实现象的普遍的内在和外在联系中把握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潮、创作、运动和历史发展的。……注重文学现象与社会时代的内在联系，强调文学发展与社会历史时代的决定性关系……注重各种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
“王瑶、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开辟了力求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中国新文学现象作出科学的论析，全面总结其历史发展的学术新时期。当然，由于时代和史识的局限，对文艺与政治、文艺与时代、文艺的特性等问题的理解都还囿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献和党的具体的方针政策。”“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改革开放思想路线的感召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力图以新的观点和方法，冲破“左”的思想束缚和历史的封闭的研究框架，开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路，呈现出研究的新局面。代表性的成果之一就是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以上文学史写作方法的变化，“充分说明了有什么样的史识就有什么样的史的研究，史识的卓异造就史著的个性和特色。”因此，史识是灵魂。
在分析这些之后，刘教授提出了自己的史识观：“文学发展史是创作主体的人通过人生体验、审美感悟，认识、把握世界的实践过程，参与这一实践过程的人创作的一切成果，都是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不可忽视的方面；面对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文学的多样性、多元化现象，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文化、文学的主旋律的同时，还要正确处理主旋律与多元化现象的既对立、差异又相反相成，互为存在、转化的矛盾统一关系。”
正是在这样的史识观的指导下，刘教授分析了新时期文学与现代文学，这就是我们的第二节课。刘教授现代文学研究受到新时期的文化思潮的影响，呈现出研究观念和方法的多元变化、文学思考的拓展深化以及研究格局的形成，并认为：“对此进行梳理、论析，无疑对我们关照进入21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具有现实的学术意义。”
刘教授认为：“新时期的文化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着深刻影响。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清理极左思潮，拓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由于视野的拓展，文学研究格局也出现了多元化的局面：“‘走向世界文学’的提出，文化保守主义的崛起，新方法的引进，文化热的介入，文学流派、思潮研究的兴起，多种研究思潮的交织碰撞促成中国现代文学多元复杂、丰富深入的研究格局。”而这两者的变化，导致了研究者史识观的转变，于是出现了“重写文学史”的呼声和实践：“‘重写文学史’问题的讨论，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追求的新的文学史观整合中国现代文学现象、整体把握中国现代文学的尝试和努力。”而这些都与文化思潮的影响有关：“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文化保守主义的新的讨论、人文精神和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问题的讨论，都是市场经济冲击下的深层思考，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史观、史法和视野都有内在的深刻影响。”同样，刘教授又分析了鲁迅的作品，分析其对五四精神的继承，分析其现代性问题。
这两节课可以说是刘教授史识观的具体化，是在史识的指导下完成的分析。虽然时间上分了先后——两次分析在前，史识观的阐述在后——但一个是内在的指导、一个是外在的呈现，这是不可否认的。
总之，通过比较繁琐的论述，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受刘教授的启发，我开始自觉地重视史识观的建立，形成自己“不断发展的知识、识见和判断的体系。”在“学习、思考、发现”中养成史识观，并以史识观为指导达到“立德、立功、立人”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