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古埃及的祭司，我的名字叫阿尼,我是法老的抄写员……” 10月20日晚八点海南大学二教108教室内，东方经典系列讲座第六讲甫一开场，由主持人杨国良教授扮演的埃及祭司极具穿越色彩的出场，当即引爆了全场听众的气氛，掌声雷动。接续本系列讲座第二讲，本场讲座再次邀请到文学批评家、诗人耿占春教授为听众解读埃及《亡灵书》。 在主持开场中，杨国良教授以一个埃及祭司的口吻介绍了古埃及祭司的身份和职责，同时还对古埃及的地理、文化、宗教，以及《亡灵书》创作的由来作了细致介绍，为听众感受理解《亡灵书》中的诗篇提供了必要的热场。如果说杨国良教授的开场为听众揭开了古埃及文明神秘面纱的一角，那么接下来耿占春教授对《亡灵书》诗歌的解读可以说把听众直接带入了对千年之遥的古埃及人生活图景的感知与想象中。 本场讲座，耿占春教授主要以一个诗人的敏锐感知和一个诗歌批评家深刻的理论素养对《亡灵书》中的部分诗篇做了精到的分析和解读；同时围绕在一个“世界祛魅”的时代，像《亡灵书》这样脱离了宗教神和话语境的远古诗篇于今天可供分享和共享的资源有哪些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耿占春教授首先指出由于古代诗歌和现代诗歌不同，今天对于脱离了古埃及宗教神话语境的《亡灵书》的解读，从一定意义上说只能是一种误读。远古的诗歌属于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想象，在他们集体的想象和感知背后有着共通的符号表征体系，而今天的诗歌依托的则是个体的想象和修辞。此外《亡灵书》由于年代的久远，记录下的许多属于宗教神话范畴的东西也早已语焉不详。所以在今天《亡灵书》脱离了古埃及宗教神话语义系统的背景下，对它的解读只能是依托于人类共通的情感和感受的东西，而非宗教信仰和神谱系统意义上的解读。 在对《亡灵书》1-6节的解读中，耿占春教授指出从古埃及人对太阳神“拉”的礼赞和对冥界之王奥西里斯神的祈求中可以感受到古埃及人与现代人共通的一种情感是：对死亡的焦虑和对灵魂不灭的渴望。所不同的是，古埃及人相信亡灵经过奥西里斯的审判就可以复活获得永生，这即是《亡灵书》产生的由来。耿占春教授在解读中还发现，《亡灵书》在传达着古埃及人民族共同体宗教情感的同时，也传达着古埃及人对世俗生活的渴望和微弱的个体意识的觉醒。比如在《亡灵书》的第二节“……让我在那有阳光的田野上，播种和收获大麦和小麦，在幸福的草原上有一个家。”显现出古埃及人一种朴素的情感和愿望——对平凡生活的眷恋，对世俗生活持续在场的祈求。第四节《他坚持他雷同的记忆》，诗题即显现出亡灵在祈求复活时对恢复个人记忆和回复个体身份的渴望，这种微弱的身份区分愿望传达着宗教成熟时期出现的一种个体意识的觉醒。耿占春教授入情入理的析读令人折服。 在围绕当今一个“世界祛魅”的时代，像《亡灵书》这样脱离了宗教神话语境的远古诗篇于今天可供分享和共享的资源有哪些时，耿占春教授援引社会学家西美尔《宗教社会学》中的观点指出，宗教情感是人类在宗教神学式微后依然保持的一种情感，这体现在人们对自然、命运和人世的态度中，但也无可否认的是在今天人们对宗教神学渐趋隔膜和宗教神学的文化表征符号体系不断破碎化的语境下，人们在面向和回应病痛与死亡这类的负面事件中，所能借用到的文化资源和内心所能获得的慰藉确实都在越来越微弱化。然而回到这些远古的诗篇和神话，这其中依然保留着穿越时空的可分享的人类共通情感，在当代诗人的积极回应下，也存在着一种把悲哀转换为喜悦情愫的潜能。对此，耿占春教授分别引用了瑞典诗人雅格泰的《不期而至》和生活在喀纳斯湖畔的图瓦人的民歌《我们属于远方》为例解说这种转换悲哀和负面经验的方式，在这里死亡和生命有限性的焦虑获得了一种诗意的升华与慰藉。 在听众互动环节，耿占春教授认真回答了听众提出的问题。在相关问题的回应中，耿占春教授表达了个人的一种写作观，其表示，除却职业写作的因素，他一直在为自身写作，为安慰自己的灵魂而写作，已经写就的100多万字的断片化的随笔札记《沙上的卜辞》即属于这类文字。这些文字以碎片化的写作方式记录内心的微弱波动，所谓碎片化写作即不把个体流逝的情感和感受结构化、形式化，在过程和结构之间寻求一种写作的可能性。据耿占春教授介绍这些文字也即将以《沙上的卜辞》为名结集出版。 讲座最后，主持人杨国良教授主持作结。杨国良教授深情朗诵了耿占春教授写的《悼萌萌》一诗并对东方经典系列讲座下一讲做了预告。东方经典系列讲座第七讲将邀请到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三夕先生解读《楞严经》。（文：熊文军；图：王安明）

杨国良教授以埃及祭司身份主持讲座

耿占春教授主讲中

讲座现场

讲座现场